一个务实，一个务虚，只有全面考察，方能解读“重庆模式”。
周 一重庆团组媒体开放日的采访原定在17点30分结束，但面对依旧踊跃举手提问的上百名记者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让几十位饥肠辘辘的重庆团代表“先回家”，他与市长黄奇帆留下来继续回答记者提问，直到18点15分才结束。

眼下的重庆，在外界看来是“矛盾”重重。一个谋求成为内陆金融中心，谋求吸引各国先进企业进驻的雄心勃勃的城市，缘何高调崇尚白求恩、雷锋精神，大唱红歌，发红段子短信，甚至干脆将卫视改版成“红色频道”。

薄黄二人在记者会上风格迥异。黄奇帆回答的问题多数集中于重庆市的规划、投资、招商、金融等各个实际运行的层面；薄熙来则更乐意回答一些关于民生、干部管理、精神文明、重庆历史等方面的内容。前者的答案总是条理清楚，重点突出；后者的回应则更加引经据典，思路跳跃。

一个务实，一个务虚，只有全面考察，方能解读“重庆模式”。

谋求“内陆金融中心”

“近年来重庆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，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，甚至有学者和媒体称之为‘重庆模式’。”3月6日，第一个发问的《人民日报》记者描绘出的恰恰是重庆这些年来在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形象。

重庆市委、市政府最近推出的建廉租房、收房产税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、拟成为内陆金融中心等一系列举措引人关注。当天，围绕这些方面媒体提出了不少问题，而这些问题全部交由黄奇帆回答。

黄奇帆的回答条理清楚。以“内陆金融中心”为例，与北上广深等金融行业发达的城市相比，重庆并不具备在传统的金融领域的竞争优势，重庆打算用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一愿景？在回答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的这一提问时，黄奇帆给出了具体的理由，并描述了重庆的特殊道路。

“国际竞争是靠模式和法制来胜利。”黄奇帆说，在银行、证券、保险等领域，重庆的这三块都是中国内陆最好的。他介绍说，重庆的银行业不良资产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，在全国范围内位于前三低的水平；去年，重庆银行业放贷约1万亿元，收到利润约400亿元，资本回报率达到4%左右，是内陆最高的；重庆目前银行业存贷比约80%，高于全国平均标准。重庆的证券化率也是内陆最高的，目前重庆市上市公司的证券化率达到50%，未来几年可能达到70%甚至80%的水平。

除了这些传统行业外，重庆重点推动非银行金融机构。据黄奇帆介绍，重庆大银行有30%到50%的增量资金往银行输送，主要是因为银行和企业间有小额贷款、担保公司等中间地带。

保障房建设热火朝天

不过重庆最夺人眼球的政绩是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。重庆去年的保障房一共开工建设了50万套，占全国的10％，到目前竣工了30万套，也占全国的10％。今年重庆预计新建49.5万套保障房，其中公租房20多万套、安置性保障房20多万套。去年，重庆市就制定计划，在3年内开工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。

3月2日，也就是全国“两会”开幕前一天,重庆首批15281套公租房进行了摇号配租。今年将分完20多万套保障房。据黄奇帆在5日的记者会上介绍，农民工和市民一样参加公租房配租。

黄奇帆认为房地产市场将形成保障房和商品房共存的一个双轨制，其中30%到40%是保障房，60%到70%是市场化的商品房。

据黄奇帆介绍，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需投入建设资金1000亿元，政府将投入300亿元，另700亿元则主要是向银行、保险公司、信托公司进行融资。而此前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国资委主任崔坚表示，在公租房的建设上，将通过国企出钱建设的方式进行。

崔坚在6日的重庆代表团分组讨论时提出，重庆国资将为实现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理念更好地服务。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抓好公租房资金源问题。

崔坚还表示，国资已成为重庆第三财政源，“十一五”期间国企利润上缴的规模达到4500亿元。“如此上缴规模，为重庆市政府公共财政转型腾出了空间，支撑了公共预算用50％以上改善民生。”崔坚说。

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将此种“重庆经验”概括为“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”。他认为，国资增值使政府有能力普遍地降低税率，民营企业和老百姓可以缴纳较少的所得税，投资有利可图，这是“藏富于民”的主要机制。与崔坚的观点相同，崔之元也认为重庆的民营经济并未因国企壮大而被挤占空间，其增速反而比国企快。

“‘唱红’才有内涵和后劲”

薄熙来把关于重庆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划的问题全部交给了黄奇帆，他更愿意回答重庆市为何要表彰“白求恩”和“雷锋”。在提到这两个曾经的全民学习典型时，薄熙来充满了感情，他背诵了毛泽东同志《纪念白求恩》的最后一段，并引用了雷锋“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热情”这句著名的以“春夏秋冬”为喻的日记。“写得多有诗意，”薄熙来感慨，除了思想行动外，哪怕是文化、文采，雷锋同志也值得学习。

3月是重庆的“雷锋学习月”，全市各地各部门都在开展相关的活动。按照重庆市教委安排，2010~2011学年度将在全市全日制中小学校评选100个雷锋式班集体、100名雷锋式学生。同时，该市教委还明确了雷锋精神的具体内涵。重庆市公安局也发出号召，学习15年坚持为群众雪中送炭的民警骆科盛，争当雷锋式警察。

唱红歌也是近来重庆精神文明建设一项十分引人注目的举动。所谓红歌，就是红色歌曲，主要是一些流传广泛的赞扬和歌颂革命及祖国的歌曲。据中新社的报道，2008年6月以来，重庆市仅参与唱红歌的市民就超过9405万人次。就在3月4日，重庆洋人街风景区“长城”景点举行千人红歌会，3000余名市民登上“长城”高唱红歌。

除了唱红歌，重庆还鼓励市民通过手机、网络等发红段子。还在全市举办名为“红言颂”的“红色短信创作传播大赛”。不过，类似的活动也在全国不少地方推行，中移动也是积极的倡导者。

重庆市将其唯一的卫视改版为不播商业广告的公益电视频道，也让外界吃惊不已。由于改版后的重庆卫视宣传语由“麻辣行天下，尽在情理中”改为“我爱中国红，重庆卫视”，并要播出革命故事、歌曲，以及当前一些“主旋律”事宜，因此被外界称为“红色卫视”。

对此黄奇帆解释称，办公益频道是国际惯例，重庆市财政为此埋单1.5亿元。

面对外界的质疑，薄熙来在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，重庆人不怕人家说三道四。他认为一个城市不仅需要物质财富，还需要有精神，这样才能有内涵和后劲。

组织干部“上山下乡”

除了市民层面的精神建设，薄熙来介绍的一些干部的管理方法，也可以看出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影子。

薄熙来介绍，重庆去年重点做了三项治理：要求领导干部交红包，这一政令下达后，两个多月交了6000多万元。“收到红包后，我给他们开一个收条，案发了，拿出收条，就豁免你了。”

薄熙来表示，重庆还整治了用车超标，一次性收上来6000多辆车，把这些车部分转给接待部门使用，部分拍卖。他介绍，还对领导干部的亲友、子女经商进行了治理。

他在重庆实施了“三进三同”政策，要求干部“进基础，进村子，进农户”，与农民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”。他强调幸福感，并开玩笑称，经过“三进三同”后的干部立刻就能得到“幸福感”。即使薄熙来自己，也把这个举措与自己经历过的“上山下乡”进行了比较。

薄熙来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了“幸福感”这个词，但当中国台湾媒体提到：“听说令公子薄瓜瓜谈恋爱了，您对于这件事情有身为人父的幸福感”时，薄熙来和大多数5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，对在公共场合回答这个问题感到尴尬。在记者重复了这一问题后和全场善意的笑声中，他回答“那是第三代的事情……我们现在不是都讲民主吗……而且现在这个时间我还是多谈谈重庆发展的问题，好不好？”

薄熙来说，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”是自己脑子里最大的课题，也是重庆现在的重中之重。“要把民生和经济发展完全有机地合为一体。”他表示。